粮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试析2007年CPI上升的根源及对策
　　一、对CPI上升的经济学分析
　　1．CPI上升的主要根源
　　2007年CPI上涨中，粮价上涨不同于过去的粮价上涨。例如在2003年9月的粮价上涨，其原因是粮食连年减产，销区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造成的。而今年的物价上涨则是在2004年至2006年连续三年的粮食丰收，今年夏粮又获丰收，粮食供给比较稳固的情况下发生的。面对物价蹿升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26日召开会议，专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了“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通知，遏制物价快速上升已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中一场新的大决战。我认为，为了取得大决战的全胜，就必须找准CPI上升的真正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粮食是稳定市场，遏制通货膨胀的极为重要的物资。列宁说：“物价的基础是粮食”。这是因为，粮食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物资。在商品价值中就包含有劳动者的工资，而工资主要用于支付粮食和副食品。价值规律是支配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规律。它是通过价格及其运动发挥作用的。一是价值是价格的基础，粮食价值是决定其它商品价格的基础；二是粮食价格的波动，其它农产品的价格必然随之起落；三是有一部分工业品的原料取之于粮食，这部分工业品的价格必然受到粮食的制约；四是粮食和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的劳务费用和生产成本有直接关系，这些行业的支出与粮价水平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说物价是否稳定，主要是指粮食的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陈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历史和现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粮食的供给不足是造成CPI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社会一旦出现了对农副产品，特别是对粮食的总需求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总供给，根据商品的供求规律，粮价必然上涨。粮价的上涨，必然牵动其它物价的上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85、1986年全国粮食欠收，导致了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7．2％，其中65％是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涨价引起的。1987 年全国粮食徘徊减产，又导致了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8．5％。1989年和1990年全国粮食突破四年徘徊的局面，创历史最高记录，社会有效供给增加，商品丰富，市场物价才趋于稳定。今天的CPI上涨，实际上始于去年9月粮价的上涨。这种涨价，已如上所述，是“增产涨价”。这次粮食涨价受到了国际粮食储备下降和期货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受国内政策和需求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小麦涨价来看，去年11月末，五个小麦主产省国有粮食企业共收购小麦407．5亿公斤，小麦余粮已经很少，加工企业粮源短缺，成为小麦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从玉米来看，主要是玉米深加工的发展带动了玉米需求的迅速扩张。近几年来，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汽油替代品)、麦芽糖、柠檬酸、赖氨酸等项目纷纷上马，加工能力大幅增长。据吉林省粮食部门不完全统计，2006年该省的玉米深加工企业超过400家，其中12家大型企业的总加工能力达到1200万吨。美国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全球食品问题中心主任埃弗里博士认为，这次全世界粮价上涨，是由近年来用玉米生产生物燃料乙醇造成的。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利用玉米加工燃料乙醇，利用大豆制造生物柴油。由于对玉米、大豆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拉动了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进而带动了我国粮价上升，并波及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晶价格。粮、油、肉等食品类价格上涨，成为推动当前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快的主要根源。此外，我国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上运行，加上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今天的涨价就成了一种合理补偿。随着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猪肉等商品供不应求，也导致了涨价。从云南省来看也如此。CPI受食品类价格的拉动不断走高。今年上半年各月食品类上涨对总指数的影响程度占3／4左右，而9月份的影响程度占到近9成。其中猪肉价格的涨幅最大。
　　2．CPI上升的实质
　　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不同程度改善的同时，也会带来某些负效应。CPI的飙升就是一例。其中的肉、蛋的涨价，归根到底是物质利益问题。它给城镇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影响城乡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CPI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就是CPI的实质。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和谐与利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不要认为已经没有矛盾了。否则，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在应对物价问题时束手无策。在物质利益问题上，不要把“和谐社会”误读为平均主义社会。在面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要把“和谐社会”理解成没有管理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长期的任务，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又从利益来说，尤其是对每一个居民切身的物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物质利益的关系。这种物质利益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发展状态。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邓小平也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从“和谐”的“和”字看，左边的“禾”是指粮食，右边的“口”即人的嘴巴，由此看“和”的本意是指人人有饭吃。做不到此，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城乡居民的物质利益关系，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今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CPI飙升对城乡居民物质利益的影响和社会的和谐问题。因为，物价上涨使居民的实际工资下降，生活费用指数上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袋里的钱“毛”了，钱不值钱了。居民生活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货币收入量，二是商品的价格水平。一般说来，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与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成反比的，而与货币收入量成正比。这是一。其二，物价上涨使居民对改革的承受力下降。其三，物价上涨增加了人们的心理负担。物价上涨频繁，工资弹性不足，使人们丧失了安定感，弄得不好还会引起社会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 CPI问题成了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破解这个问题，是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温家宝总理在陕西调研猪肉涨价时说：“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人家庭又吃得起肉”。总理的这句言简意赅的话，从城乡两个角度，道出了肉价涨落的“和谐”原则。温总理还说：“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只从城里人的角度看物价问题。总之，要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予以推动。这里的牛鼻子是就是要抓住粮食这是基础。
　　二、深化对粮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说明，物价涨不涨，关键看粮食。粮价是百价之首。粮价的涨落，与粮食的丰欠有密切的联系。而今年CPI的飙升，则是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说明，粮食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粮食不是一般的物资，而是战略物资。猪肉价格具有刚性。我们有必要深化对粮食的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1、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首先是粮食生产。因为粮食生产是农业部门中生产食品的基础产业，是所有物质生产部门的根基。离开了粮食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社会进步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说到底是由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主要是与粮食的商品率成正比例的。这是马克思早就揭示的真理：“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和科技强国，是以高度发达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美国的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其农业总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与我国形成巨大的反差。
　　2、粮食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首先，粮食生产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或者说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离开了农民的支持和努力，便没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巩固工农联盟，就要正确处理工农两大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其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力，首先是发展粮食生产。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指出解决好 “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了，农村才能稳定，整个社会也才能稳定。
　　其次，粮食是世界性的备战备荒的战略物资。古今中外的事实说明，只有储备了充裕的粮食，才能在战争和自然灾害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在当代国际斗争中，粮食是世界性的战略武器。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利用粮食援助控制受援国。1982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粮食就是力量》的社论，承认“原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武器。无论哪一种原料都比不上粮食的重要性。”
　　再次，粮食丰裕是治国兴邦，国家强盛的标志。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墨翟的“谷乃国之宝”，司马迁的“民以食为天”，曹操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名言：“不懂小麦问题的人，不配当政治家”。列宁曾经指出：“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化为乌有。没有这种储备，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毛泽东敦敦告诫我们：“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3、粮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第一，粮食是我国人民食物结构的基础。古代人们一般把粮食称为谷食，舱语＆#8226;微刊称五谷即稻、黍、稷、麦、菽，《吕氏春秋＆#8226;审时篇》又称六谷即禾、黍、稻、麻、菽、麦。今天的粮食制品除了油脂和饲料外，就是谷、麦、薯、豆四个品种。国外的粮食范畴比较广泛，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凡是能够维持生命、促进发育、补充营养的一切可以吃的食物都叫粮食，有70多种，但主要还是谷、麦、薯、豆这四类。我们的食物结构实际上是以植物性食品为主，要增加动物性食品也必须以植物性食品为基础，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要发展现代农业，当然离不开粮食这个基础。
　　第二，我国的粮食生产状况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是：“粮食欠收——经济调整——生产增长——投资向非农业部门倾斜和价格据曲——粮良食歉收”，如此循环不已。我省是个农业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0％，全省70％的财政收入，60％的外汇收入，80％以上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间接来自农业。因此，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状况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兴衰成败。而粮食的供给不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第三，粮食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在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中，粮食作为重要的商品物资，对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市场、劳动等平衡有直接的影响，是综合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主要是通过收支平衡来实现的。过去粮食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对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给予补贴，加上粮食企业的资金和费用，国家用于粮食方面财务的支出，约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10％左右。1979-1989年的补贴数额已突破5000亿元。粮食生产区把粮食调出越多，地方财政补贴就越多，包袱就背得越重。这就促使后来对粮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今天面对CPI的飙升，我们应当进行新的探讨。
　　三、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的思考
　　CPI的飙升，根子在于粮食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1、坚持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体制的改革不动摇
　　近年来，面对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今年的物价上涨，许多人思想上存在一些困惑。所以我们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更好地理解和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要求。第一，要慎用“两极分化”这个概念。因为它有特定的内涵，也不能因邓小平使用了这个概念而滥用它，否则就要重蹈”两个凡是”的覆辙。第二，要真正弄懂党的十五大首次表述，十六大、十七大加以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第三，要把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作出的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的科学而完整的论述。这显然是对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四，要明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区别和联系。今天农村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仍属于农户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它与“私有化”风马牛不相及。第五，要自觉坚持和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和创新的论述，把思想认识与时俱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要与时俱进。如果离开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来空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澄清以上认识，才能理解和落实十七大报告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适度规模经营”、“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等等。
　　在消费方面，有一个引导科学而合理地消费问题。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还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在今年的物价上涨中，猪肉的消费首当其冲。目前我国每天消费猪肉14万吨。从昆明市的猪肉价格看，几乎翻了一番。2006年我国肉类产量达8051万吨，连续16年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猪肉产量达5197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9％。生产1公斤猪肉要用4公斤或更多的粮食，而生产1公斤鸡肉只要2．2公斤粮食，有的还不到2 公斤。生产1公斤鸭肉，也只要3公斤粮食。鸡肉含蛋白质比瘦猪肉高1倍，营养价值比猪肉高。正因为家禽肉生产饲料报酬高，家禽生产在世界各国都得到迅速发展，技术提高很快。生产1．8公斤重的肉鸡已由上个世纪50年代的95天缩短到80年代的42天，每公斤增重需要4公斤饲料降到1．9公斤，因而国际上大都在发展“家禽工业”，增加禽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这是一条最经济、效益最好的道路。我国早有专家们建议，应该采取措施，大力加快发展饲料报酬高，营养价值也高的肉禽、蛋、奶生产，逐步改变以猪肉为主的膳食结构和畜牧业结构。这不失为在粮食有效转化问题上的一个良策。
　　2、坚持粮食安全才能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粮食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把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的食物”。这个定义包括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在生产层面使消费者“有的买”，在流通层面让消费者“买得到”，在消费层面必须让消费者“买得起”。这实际上就是供求平衡、流通顺畅和价格稳定。涉及到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就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在此仅就耕地问题谈一点意见。
　　耕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粮食生产的一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物质前提。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加上有的领导干部片面追求GDP，造成了我国耕地面积递减速度也随之加快，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我国人口还将继续增加，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到2033年前后达到15亿的峰值，方可缓慢下降。我国还是自然突害多发、频发的国家。近几年因灾年均损失粮食在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每年产量的近1,40。特别是我国相对短缺的稻谷，在城市大米消费量近20年增长83％的情况下，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有限的外贸上，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可见粮食生产的形势十严峻。为此，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留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而我们云南近几年全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80~90％，处于产销基本平衡，其主要因素就是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保持在6300万亩左右，但是随着公路建设、住房、退耕还林等必要的占地，将会使耕地减少。2006年全省小麦和稻谷的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为26．5万亩和5．8万亩。为此建议我省尽快研究，制定并公布一条十分明确的耕地不能少于多少亩的红线，让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严格监督执行。还应进一步完善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的力度和舆论监督，惩处违法“占地”。国土部通知，对土地闲置将征税20％。此举可遏制各种花样翻新的“圈地热”。
　　3、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粮食和肉食购销市场化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以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粮食和肉食加快了购销市场化进程，一是实行政企分开；二是在购销调运完全采取了市场化方式，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如今已全面地融人了国际市场；三是推进了国有粮、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们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出现失误是难免的。在今年CPI的飙升中，出现了政府的“限价成风”。据报载，今年6月，兰州市民发现，大碗牛肉面竟一夜间上涨0．5元，大家怨声载道。兰州物价部门在“掂量”了“牛大碗”的轻重厚实之后首次限定：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违者将严厉查处。 8月，面对猪肉价格攀升，在重庆市商委的运作下，该市151家超市约定，8月10日开始零利肉行动，并称：肉价不回归正常，绝不收兵。但不少商家提前结束零利肉销售行动。如此的行政干预，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都落得个昙花一现的命运，应加以反省。
　　第一，在涨价面前，并不是说不需要政府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已不是西方国家早先那种无需政府调控，即政府只应起个“守夜人”的角色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并用或交替使用。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使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三种手段。而行政手段必须建立在遵循经济规律和法制的前提之下。上述两例政府限价的失误就在于此。
　　第二，如此的政府限价举措，扼杀了经营者正当的利润率。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的天理。虽不说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也要有适当的合理利润，并尽可能做到兼顾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以利双方的和谐。任何一个生产经营者都不愿做亏本的买卖。
　　第三，限价令破坏了市场的调节功能。市场经济的真谛在于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猪肉和牛肉面的涨价，根源于它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成本的增加，物价部门没有控制住其上游产品。这是限价令的荒唐所在。政府限价的结果，势必生猪饲料业进一步收缩，或者猪源流向没有限价的地区。总之猪源持续紧张甚至更加紧张。年长的人们经历过的计划经济时期那种限价结果是：东西便宜，但就是买不着，或者不能多买。谁也不愿走回头路。
　　第四，政府限价的深层原因，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留恋”和民众对行政权力的“挽留”。在市场环境中，权力寻租的机会比比皆是，难于心甘情愿退出。而老百姓对涨价难以接受，往往吁请政府的干预。这样顺水推舟，何乐不为。政府由市场的“守夜人”变成了市场的操纵者，折射出对市场管制的崇拜。
　　第五，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应当是：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年底前，政府原则上不出台调价项目。陕西省汉中市在面皮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派出调查组，对面皮的各项成本进行了测算，并公布了成本的价格清单，使面皮经营店“自觉”降价，从7月到9月，降价面已达七成以上。其成功的密诀在于，对价格不是“阻”而是“疏”，把市场透明化，对商家的定价行为产生了约束力，引导他们科学定价，遵循价值规律，对消费者更加理智，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
　　通过研究CPI的飙升，应当逐步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流行着政府管理经济工作的一个说法：“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如此循环往复。在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中，它表现为“一放就涨，一涨就多，一多就降”的循环公式。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循环公式，找到走出这怪圈的规律性呢?
　　首先，这多少也反映了市场经济中价格运行的规律性。有暴跌就有暴涨，有暴涨之后又必然暴跌。可见谷贱伤农，肉贱伤农；谷贵伤农，肉贵也伤农。今年猪肉价格暴涨，始于去年猪价暴跌，从云南来说，生猪每公斤价格只有6到7元，而今年8~9月价格上涨到13元左右。可见今年的暴涨是一种恢复性。但认为工业品可以涨价，农副产品不能涨，这是一种偏见。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农民搞苦了，不应再苦农民了。工业品价格可以涨，农产品同样可以涨，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公平。在农副产品交换中，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只要价值相当，什么商品都可以成交，在此不承认其它的什么权威，所以，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其次，肉蛋等农副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有利于农民增收。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现在机会来了，应当顺水推舟。当然，这并不是说无需政府调控物价。政府的上策是给予低收人群体以合理的补贴。
　　再就是，如何防范物价暴涨之后出现暴跌呢。暴涨和暴跌，不仅给生产经营者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知识课，也“拷问”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政府在猪价暴涨时为了激励养猪积极性给予财政补贴。问题在于在涨价时，不是生猪生产者没有积极性，而是母猪生长周期的刚性约束延缓了市场供应的复苏时间。此时的补贴必然导致母猪和生猪数量的非正常增长，明年可能出现“卖肉难”。为此，政府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体系上，例如科学的良种繁殖、有效的疫病防治、准确的信息发布、低门槛的金融信贷制度、广覆盖的减灾保险体系、优惠的税费征管政策、完备的市场价格监控等等。从农民来说，要提高农副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的组织化水平。例如每个乡(村)成立一个农会，由会(社)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分户生产，合作经营，并且注册自己的品牌，实行品牌标识准入制度，违规退市和追究制度。这样把两亿多农产品经营小农变成大约30万个现代大农户。这样有利于建立我国农副产品主要是粮、肉的安全体系，防范其价格的大起大落，最终更好地实现城乡和谐和社会的稳定。